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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2008-11-20自由時報

文◎新井一二三

《海角七號》教我哭了至少七次,而且開始的三次在還沒看電影之前。最初是在網路上看愛情篇預告片的時候。在1945年底的碼頭上,全身白衣裳的女生拚命尋找著同路人。那個男人卻在甲板上躲藏。畫面轉換,輪船已在航行,看起來像大海上的孤島(如台灣)。男人用日語旁白道:「友子,你還呆站在那兒等我嗎?」跟著出現大字幕:「六十年前寄不出的七封情書」。看到那兒,我已在嚎啕了。

過去二十多年跟許多台灣朋友的來往中,我都注意到,他們似乎下意識地在我這個日本人身上要尋找什麼。1950、60年代出生的台灣本省人好像在成長的過程中,心裡產生了一道共同的謎,猶如單身媽媽帶的孩子自然會有的疑問:我父母為何離了婚?父親在哪裡做什麼?他們看我的眼光有點像我是他們離了婚的父親跟另一個女人生的孩子。那預告片讓我預知到他們終於找到了謎底。



新台灣人形象

匆匆找台北電影節的頒獎場面看,我禁不住第二次哭起來了。魏德聖長的樣子,跟之前台灣電影界的大師們,如侯孝賢、楊德昌,真不一樣。可以說是一副標準本省人模樣吧?矮個子、小眼睛、大鼻子,卻顯得那麼地瀟灑、帥氣、自在。1969年出生在台南,工業中專畢業等經歷也跟科班出身或者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大師們不同。基層出身的本省人在過去的台灣,無不像後殖民理論家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所說的the Subaltern,不可能擁有表象自己之途徑。如今魏德聖上台致謝詞,清楚地表示,台灣本省人的subaltern時代過去了。頒獎的侯孝賢也特有氣度,很誠懇地說:「我一直期待這樣的台灣電影,已經等了很久很久。」以那一句話簡直把台灣電影界的領導地位禪讓給本省人了。你們都太棒了!

還嗚咽著找日本方面的資料,發現有幕張海洋電影節記者招待會的紀錄。看著,我的視界又開始模糊了。魏導被問來日感想時說:「能夠在千繪的家鄉上映作品,我最感到高興。」使田中熱淚盈眶。跟著,他也向在場的田中父母說:「在台灣,我們會好好照顧您們千金。請放心。」教她再也忍不住嚎啕了。可見小個子魏德聖真是個大人物。以往在日台文化交流中,日方常霸占男性角色,台灣方面則扮演女性角色。如今帶《海》片來日本獲得了電影節大獎的魏德聖,卻泰然自若地表現出來了既很男性又很父性的新台灣人形象。多麼厲害!

魏德聖究竟是什麼人?進行著調查,我忽然發覺:台灣媒體都不把他稱為本省人。部落格上也很少有用省籍來討論《海》片的。問問台灣朋友,人家也說:「最近很少說外省人、本省人了。只有結婚的時候,還會被提起來成為父母反對的理由。」這果然是1990年代開始的政治環境變化所致。如今外省人不再用「本省人」這個subaltern式名詞稱呼社會上的多數人,本省人自己則更不會用了。也應該如此,「本省人」跟日治時期的「本島人」相應,隱藏著奪取真名的目的。今天他們已恢復了真名,光明正大地自稱為台灣人。在部落格上有一個台灣人當討論《海》片之際,為了慷慨地表示並不意圖排除外省人,特地註明:「眷村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從前「眷村」居民跟貴族一般驕傲,把外面的本省人叫做「老百姓」。由今天的台灣人說來,眷村卻好比是大陸難民收容所。時代真變了。



了結歷史的亡靈

最後,我終於有了機會從頭到尾看《海》片,驚訝地發覺,原來這是一部搞笑片!不過,我馬上想通了,就因為採取了人人都會喜歡的通俗商業片形式,票房才能超過所有華語影片的紀錄。看著看著,我對21世紀台灣社會的真面目大開眼界。影片裡的台語台詞和國語一樣多,而且每個台灣人角色都會講這兩種語言,有些人另外還講客家話、原住民語言、日語。顯而易見,經過了殖民、後殖民時期的苦難,如今各族群和藹共處的多語言、多文化社會已經在台灣島上健全地運作了。

年輕友子的形象,可以說夠真。包括老情書的敘述,影片裡的日語都相當自然,跟台灣新電影時期的作品相比略高一等。至於1945年別離的情人之故事,導演好像故意描寫得跟夢想一般模糊。「海角七番地」這個地址,只有「七番地」三個字是日文,「海角」則百分之百是中文了。天涯海角的涵義,對懂中文的人來說再清楚不過:無邊無際的大海遠處,彩虹端兒達海面,或許有此岸和彼岸相鄰接的地方,於是對片名特別容易認同。但是對日本人「海角」兩個字不會引起任何想像,連這個詞兒的日語念法該如何都沒人搞得清楚。還有,裝著老情書的包裹,一看就不是從日本寄來的,郵票也不是日本的。敢負三千萬新台幣借債,請來日本演員、名歌手的魏導,若要用真正從日本寄到台灣舊地址來的包裹,應該不難吧?那他為什麼故意製造虛幻包裹寄到虛幻地址來呢?茂伯看著收信人的名字歪著頭自問道:「她沒有比我大幾歲的,我為什麼不記得有此人呢?」似乎為我們提供線索。

我愈看愈明白《海》片根本不是台日苦戀故事,也不是台灣某評論員所說那樣表現出「被殖民欲望」的作品。日本早已從台灣現實退場了,現在要了結的是有關苦戀的傳說,或者說歷史的亡靈。還藏在衣櫃裡的時候,老信件也許仍保留著舊情,可是一旦拿出來在南台灣的豔陽下看,馬上變成一堆廢紙都說不定。就像在日本童話《浦島太郎》裡,主人翁一打開海底龍宮的乙姬奉送的寶盒,冒出來的白煙頓時使他變成白頭老人一樣。《海》片猶如乙姬的禮物,其實是告別信,也並不發自日本,而發自台灣的。電影接近末尾,老情書裡的一句話又觸動了我:「在眾人熟睡的甲板上,我反覆低喃,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

後來看台灣部落格上的評論,我發現了許多許多「終於」,如:終於看到了跟好萊塢片一樣好看的台灣電影;終於有了台灣導演比國際電影節審判團還重視本地觀眾;終於出現了一部電影真正反映台灣現實等等。那麼多台灣人衷心支持《海》片讓我深受感動(而又流淚)。當史碧娃克提問「Can the Subaltern Speak?」時,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不能說話就是被壓迫族群的特徵。現在,台灣人有了屬於自己的導演,終於能夠說話了,而且說得那麼動人。

當第二次看《海》片的時候,我已經相當冷靜,甚至心裡稍微害怕:對它一時火熱的感情是否已經退燒了?但那果然是杞人憂天。冷靜地鑒賞該片,我的評價竟比第一次還高了。主要是登場人物的塑造非常精采。一個個鄉下小人物,導演描繪得都特別可愛。把他們的弱點、黑暗面特寫大寫,還表現出善良的本質來,應是魏導深愛同胞的緣故。尤其阿嘉,客觀看來是個十足的流氓。然而,到了最後,沒有一個觀眾會不喜歡阿嘉。一個原因是他在愛情方面不膽怯,敢抱住友子說:「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一點也不像六十年前那懦弱的男教師。另一個原因是他替大家唱出自己的歌兒來了。恆春樂隊七零八落的成員裡,本來沒有一個是英雄、明星的材料,但是六個成員加上友子的七個人,綜合起來倒會發揮很大的力量。影片裡代表期待和希望的彩虹,能夠連接相隔很遠的兩個地方、兩個時代,於是會起和解的作用。當他們最後上舞台,以恆春海灘的夕陽為背景,演出阿嘉創作的歌曲,實在好看、好聽極了。〈無樂不作〉挺不錯,〈國境之南〉則更棒:「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著雨的國境之南,你會不會把你曾帶走的愛,在告別前用微笑全歸還?」陽光已回到了國境之南,愛也全歸還了,並不由懦弱的殖民者,而由台灣人自己。(我還能不哭嗎?)



未唱完的野玫瑰

唱完自己的歌兒,當聽眾拍手叫好要求重演時,他們開始演奏〈野玫瑰〉。這場面的涵義特別深奧了。曲子是茂伯帶頭彈起的。他是在主要人物中唯一經歷過日本統治的人,始終最愛用日語唱這首歌。是否小時候學會的歌兒到了晚年都很難忘記?還是旋律歌詞之美永遠感動他?無論如何,過去六十多年,他用日語唱這首歌,肯定被別人冷嘲熱諷過很多次了。其實,在影片裡之前幾次出現過他彈著月琴唱這首歌的場面,給觀眾留下的印象也不外是:陳舊、跟時代脫節。然而,在大家面前承認過對友子之愛,並精采地唱出了自己的歌曲之後,代表台灣年輕一代的阿嘉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給茂伯,即台灣本土的老一輩,唱他們多年來一直忘不了、卻不被社會接受的歌兒。茂伯開始彈前奏後,其他人陸續加入。最後阿嘉也勇敢地承擔歷史給他的使命。

聽到他們演奏的〈野玫瑰〉,中孝介也上舞台,開始用日語陪唱。他在影片裡的角色跟現實中一樣是「日本著名歌手」。這人選也耐人尋味。他出身於奄美大島,琉球大學畢業後,至今生活在奄美。他特殊的發聲是當地傳統的歌唱法。對2006年的第一張單曲CD《各自遠颺》,華人地區的反應比日本更加強烈,於是他第一張專輯《觸動心弦》在兩岸三地同一天領先發行,在日本則第二年才問世了他的第一張專輯(日文版《花間道》)。在日本看來,中孝介代表南方,甚至國境之南,但是在台灣,他卻代表北方。正如男教師的一封信寫道:「你是南方豔陽下成長的學生,我是從飄雪的北方渡海越洋來的教師。」

中日雙語的〈野玫瑰〉重複地只唱第一段而已,也沒什麼不自然,很多人只曉得天真無邪的第一段。不過,歌德寫的歌詞到了第二段,卻變得特別悽慘:男孩要折斷野玫瑰,花兒則說那我就刺你,為了不讓你忘記我,也不讓我被傷害。阿嘉唱的中文歌詞和中孝介唱的日文歌詞都留在無罪的第一段。恐怕只有茂伯(當然也包括魏導)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沒唱的部分才反映出老一輩台灣人心中的滋味。

跟著在畫面上再次出現1945年的碼頭場面,和那女孩六十多年後收到老情書時候的背影。旁白是男教師的女兒寫的信件:「友子?,很抱歉讓你等了這麼久。」果然那懦弱的男人到死為止都沒勇氣面對自己曾傷害過的純真少女。由他女兒寄出的信件,經台灣年輕一代傳遞,才到了收信人手裡的。銀幕上,我們看不見已上了年紀的她讀了老情書以後的表情,更聽不到她的聲音,恰如六十多年前在碼頭上,她只能拚命地用眼神表達心情,卻始終無法開口說話。她被男教師拋棄,一個人提著笨重的皮箱回到家鄉,一定遭到了周圍人的譴責和輕蔑。關於她後來過的日子,唯一的線索是明珠對友子的臭罵:「日本人哪裡懂愛情?」

電影的最後一個場面跟開頭一樣是1945年耶誕節的基隆碼頭,全身穿著白衣裳的台灣友子拚命尋找情人。天氣都多雲,象徵著她的命運。故事剛結束時的背景音樂是充滿悲情的鋼琴曲。然而,一秒鐘以後,銀幕上出現人員表,背景音樂馬上換成歡樂的女歌聲,而且在畫面一角還看得見被陽光照亮的南台灣,美麗極了。所以,當觀眾站起來離開戲院之際,最後留下的印象是正面的。雖然有過痛苦的歷史,而且許多創傷永遠無法治好,但是現在的台灣是這麼可愛的地方。我又一次深受感動而流淚(第七次了吧?)。

笑中帶淚的《海》片所起的勵志作用看來特別大。我注意到10月底,世界股市大動亂的時候,有份台灣週刊的專題竟然是「生活在台灣驕傲10理由」。對我來說,它起的療傷效果也非常大;看一部電影哭這麼多次,經驗如此徹底的感情凈化,畢竟都是平生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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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11月17日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nov/17/today-p4.htm


記者鄒景雯/專訪

陳雲林來台,政府過度的維安措施,引起社會對人權降等的高度疑慮,野草莓學運因此應運而生,自一一○六集結後,他們從行政院被驅趕,轉往自由廣場靜坐至今未曾停歇,他們要求總統、閣揆道歉,警政與國安首長下台,並訴求修改集遊法,昨日學生幹部接受訪談,一致強調,三項目標未成,運動絕不終止。

記者問:一一○六展開靜坐最早的緣起與動機?

抵抗公權力暴力 決定站出來

奉君山(台大中研所)答:我們每個人的情況不同,十一月四號那天晚上,我和同學在咖啡廳搞到三、四點鐘沒回家,因為前一天我們看到陳雲林來台,高速公路淨空,行人被任意盤查,在機場的旅客全被當成危險份子一樣,因此那天晚上我感到非常焦慮,我和我的同學們每天兢兢業業的在過生活,想為自己、為周圍的世界改變一些什麼,結果發現國家竟然是這樣子,或者說我看到的公權力、警察可以這樣毫不留情的、不和你商量的,原本以為理所當然的自由、人權,可以這樣沒有理由的被拖走。我不想讓我眼前深愛的朋友、同學們努力想獲得的一切付諸東流,所以我決定站出來。

李立偉(清大社研所)答:我本來以為這是一個民主社會,但那幾天,我發現過去那個威權的陰影居然還在,甚至有個新的霸權聯盟形成,國民黨政府他們的軍警、國安系統,和他們背後的媒體所交織的網絡,在陳雲林來的那幾天,對台灣民眾做了全面的展示。那幾天,我很恐懼,我不理解為什麼到二十一世紀了,我們要重新面對這樣的事情。

這和野百合當年面對的國家機器是不一樣的,那時的國家機器可以直接去侵犯你的身體,現在同樣會限制你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但它卻以一種更軟性的方式告訴你,「我是為了你好,我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兩岸關係,我是為了防止暴力,所以我必須這麼做」。所以今天我們面對的是更難去抵抗、更難把它的輪廓畫得更清楚的新國家暴力型式,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嚴婉玲(政大台史所)答:我和一群同學對十一月三日後發生的國家暴力,非常憤慨,在課堂上學到戰後政治史時有相當部分會討論到這些,沒想到這些部分在二○○八年會重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起初我們是要參加一一○六圍城的,但前一天晚上從MSN得到訊息,得知台大學生要發起在行政院靜坐的活動,內容與我們不謀而合,針對陳雲林,有關中國的議題,已經有很多人討論,但有關人權的部分,比較少關注,所以我們就去參加台大李明璁教授發起的這個運動。

做為一個學歷史的學生,很深的感受是,去年我在國家圖書館發表有關人權的論文,是一九六○年代的強制遣返政策,沒想到一年後我在國圖的對面,在這裡進行人權的抗爭,這是很明顯的諷刺。

問:野草莓三項訴求中,修改集遊法是很關鍵的一項,目前執政黨主張有條件的報備制,你們的主張是什麼?為什麼?

集遊應尊重人民 採自願報備

李立偉:我們有同學主張集遊法根本廢掉,最後取得最大公約數是,認為至少應在制度上有所改革,由許可制改成自願報備制,儘管執政黨立委可能會在此玩文字遊戲,但我們強調的是集遊者可以選擇報備或不報備,當你評估這個示威活動需要警方維持交通等等的時候,你可以去報備。

這個革新想法與過去集遊法的立法方向不同,過去警察把示威者當做敵人,但新的進步的修法方向應該是,集遊法乃在協助人民表達意見,警察也站在這個角度執法,群眾若有暴力、毀損公物的脫序行為,現有的法律就已足夠處理,沒有必要把所有參與示威的人都當成可能的暴力份子,這個很明顯是威權時代留下來的想像。

持續靜坐招人手 將長期抗戰

問:集遊法的修正現在雖然已經付委,但是國會多數黨目前並無意立刻有所結論,這是一場長期的耐力戰,你們在此的靜坐能撐得下去嗎?你們準備怎麼做?

嚴婉玲:我們早就預期到會如此,因此三天前我們已經開始討論要如何匯聚更多的學生以各種方式投入這個運動,大會師當晚我們有了雙管齊下的結論,一方面要努力維持靜坐的場子使其成長,一方面要回到校園去讓更多人認識這個運動,因此我們要繼續到各校去辦說明會,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在幹什麼?我們要什麼?

未來這個禮拜,我們預期媒體對我們的曝光會愈來愈低,因此我們不能只從媒體與網路去向社會傳達訴求,所以我們要走入人群,讓大家在生活中就會看到我們,目前已經招募人手到校園、捷運、火車站等人潮洶湧的地方去發傳單,宣揚我們的理念,向下扎根。

自由廣場的這個場子,我們會縮減行政人力,維持靜坐起碼的動能,在晚上人數擴增的時段,則將請教授來演講、藝文人士表演,開放給公民討論。

移師到自由廣場的第一天,我們就講得很清楚,這是一個以學生為主體帶領的運動,但在過程中,我們與許多社運團體開始有了連結,包括NGO團體就修法的部分給我們授課,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運動,許多前輩前來給我們分享經驗。至於零散的公民,我們也新闢了公民靜坐區、公民討論區,讓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很歡迎大家的投入。

問:你們現在最需要協助的是什麼?

嚴婉玲:大家可以在生活中遇及有人討論野草莓時,你們把你所看到的野草莓精神與訴求正確的告訴大家,我們也知道,這麼多公民支持我們,相當原因是他們對這個政府是不滿的,例如三鶯部落最近也來與我們討論,只要是有關人權的議題,我們都歡迎大家努力的發聲,在追求並維護人權的道路上共同前進。

問:運動過程中,是否有政黨或各種力量企圖影響你們?

嚴婉玲:兩黨都相當關切這個運動,也都透過所謂的「管道」來問我們到底想要什麼?尤其是我們要對抗的這個當權勢力。

我們的訴求很簡單,就是那三點,沒有達到那三點,任何形式的妥協都是不可能的。

府院黨私下放話 盼修法了事

問:傳出府方來溝通希望你們將三訴求改為修改集遊法單一訴求,其他要求馬劉道歉與警政、國安首長下台的不要談,是否屬實?

李立偉:府院黨長期釋放出來的消息就是這樣子,這是很荒謬的,我們看到陳雲林來台灣這段期間,警方與國安的維安行為,許多已經不是過當,而是違法的問題,他們甚至講不出做這些事是依據何種法律,現在想把焦點鎖定在修法,很明顯他們認為這是比較容易的方式,但是修了法,他們依舊可以違法,這不是有沒有法的問題,所以我們認為馬總統與劉院長應該負起政治責任,他們必須為自己的權力負責,因此應該懲處相關的首長。

我不知道很多事情為什麼在選舉的時候很容易,例如道歉,例如下台,現在面對這些涉嫌違法的事情,他卻可以如此有自信的在捍衛。

國家探人民底線 絕不能妥協

奉君山:我周圍也有許多人向我反映,前兩項有關道歉、下台的訴求是很老派的政治,但是我認為,不管是第一次或第二次政黨輪替以前,我們的國家體制對有關人權的迫害零零星星是沒有停止過的,包括各種NGO組織受到的打壓,三鶯部落、溪洲部落,在國家機器挾著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做更有效開發的前提下,用大量市民的背書,去遂行那些侵害人權的事情,但是像這一次這麼大規模、有計畫的侵犯人權,我們認為這是國家在試探我們的底線,如果今天我們不能很明確的跟他說「到此為止」,再下去我們將無法容忍,則未來將伊于胡底!我們將無法想像在接下去的日子裡我們將忍受什麼樣的人權標準?

問:你們如何看待這次媒體的角色?你們怎麼看待自己被貼標籤?

李立偉:這次劉老先生自焚的事情,讓我感受很深,我們的媒體把我們分成藍綠兩個世界,在他們的眼中看出去,只有兩個顏色,但是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用藍綠區分的,包括底層弱勢人民許多複雜情緒,是沒辦法用顏色劃分的,劉老先生是國民黨,但他對國民黨不滿,今天用這麼強烈的方式傷害自己。我們也看到很多民進黨支持者看到阿扁被收押,他們很痛恨民進黨為何背叛他們,但是最後他們很痛苦的站出來,決定給阿扁一點溫暖。

這些事情,好像看似是政治、黨派的問題,但是事實上卻反映了我們的社會無法用藍綠兩個顏色去劃分,還隱藏了許多複雜的情緒在裡面。

電子媒體滿場拍 粗暴第四權

這次很遺憾的,很多媒體依舊用這樣的心態在看待我們,在劉老先生事件後,我們更加確定我們這次站出來,就是要去承接許多弱勢者他們沒有能力、沒有機會講話的聲音。

奉君山:有人會質疑我們為何不批評民進黨、蔡英文,他們認為更公正、更不落人口實的應該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我們今天不提蔡英文,不是因為她是民進黨,而是她是在野黨,我們討論問題的框架是國家與人民的對抗,不是藍與綠的對抗,我們站出來不為哪個顏色背書,我們站在弱勢、手無寸鐵的人這一方。

嚴婉玲:我來補充現場靜坐學生的反應,許多人都是第一次面對媒體,其實滿驚慌失措的,尤其是電子媒體,其實是滿傲慢的,也沒經過我們同意,就跑進來滿場亂拍,我們不知道如何解決,有點任人宰割的感覺,這也給學生一個教育,就是學習如何與媒體互動,媒體如果自詡為第四權,怎麼可以對人民也這麼粗暴!

新公民力量 超越藍綠向前行

問:透過運動,得到了什麼學校與課本上沒有教的?你們沉澱、反芻出了什麼?

奉君山:我與場上許多公民有較多的互動,得到的印象是,只要你願意聆聽,他們有說不完的話想與你交通;其次,他們面對各種形式的暴力,已經自然形成出一種機制,就是當有人來嗆聲時,他們自動就會去扮演請嗆聲者到一邊去的角色,他們每天到這裡來關心,並進行自我角色的設定。

許多傲慢的執政者會有種心態認為,台灣的民主素養還沒到那裡,台灣人民不值得這麼好的直接民權之類的,可是我認為台灣人民真的是很可愛,他們值得擁有最好的民主體制、人權標準。

嚴婉玲:我們在運轉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學生運動,一盤散沙式的學生運動,以前的野百合、自由之愛等運動,他們大抵上是由社團主導,有組織性的可以動員學生來,在那個時代,威權非常明顯,對抗的敵人非常明顯,隨便動員都是幾千人出來。

我來這裡十天,得到最大的收穫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在做中學,我們甚至發展出每天由群眾來發展出運動的實質,這是極少見的。也許我們還沒有辦法這麼快的讓馬劉對我們的運動與訴求正眼看待,雖然是個偶然機緣下產生的運動,但是以目前的前景,這個運動是會繼續發展下去。

週六大會師,我們並沒有把所有的力量動員上來,現在各地的組織都在發展中,我們只請幹部上來,這是一場長期的戰役,等我們所有的人準備好了,我們會更具體的展現。

李立偉:我們做的不夠好,許多地方是很差勁的,但是這次台北的許多公民團體幾乎都進來了,老師也進來了,讓我看到一個在藍綠之外、新的進步的社會力量,一股公民力量在此集結與展現。

在行政院門口第一天,李明璁教授告訴我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雖然外面在抗爭、在圍城,但是我們在這裡要努力維持一個穩定的力量,這或許與藍綠無關,但卻是可以帶領更多公民一起往前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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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林來台爆警民衝突 美自由之家 促台灣調查
籲馬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

〔編譯胡立宗、記者陳宣瑜/綜合報導〕國際知名的民權團體「自由之家」二十日發表公開聲明,建議台灣政府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中國特使」陳雲林到台灣進行歷史性訪問時,發生的警民衝突事件,貫徹民主制度應有的透明及責任;委員會並應檢討警方執法及「集會遊行法」爭議性條文,避免損害人民應有的言論及集會自由。

促檢討警方執法、集遊法

「自由之家」華盛頓辦事處發布新聞稿指出,江陳會期間的暴力衝突,(警民)兩方都有參與,警方據報有選擇性執行集遊法相關規定的嫌疑,另外據稱對抗議民眾使用「高壓(heavy-handed)」手段,包括攻擊民眾、強制羈押及破壞財物,以防止中國代表團看見宣揚台灣或西藏獨立的旗號,以及針對中國政權的廣泛批評。

「自由之家」執行長溫莎(Jennifer Windsor)說,「對這起雙方都涉入的暴力事件進行公開的調查,將對馬英九總統新政府有意堅持透明及負責任的民主價值,發出重要的訊息。」

馬應容忍集會抗議的自由

她說,這項調查必須檢視雙邊的證據,並針對警察的作為及有關規範示威抗議的法律架構,提出必要的改革建議。自由之家說,目前有數百名大學生在台北的自由廣場及其他城市靜坐,抗議政府處理事件的方式,「(馬總統)政府必須重申對容忍強大的集會與和平抗議自由的承諾,無論集會抗議的動機為何。」

自由之家聲明指出,這些衝突顯示警方需要進行群眾控制訓練,遵守其他民主國家採取的標準。同樣的,示威者和政治主張團體必須要求自己進行有秩序的抗議,避免在任何情況下訴諸暴力。

憂心馬走民主自由回頭路

自由之家也強調,自江陳會以來,又有多名反對黨人士遭羈押,正引發外界對馬總統及他的國民黨可能走民主自由回頭路的關切。

自由之家新聞稿中也肯定台灣在「自由之家」針對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進行調查的「二○○八年世界自由」排行榜及「二○○八年新聞自由」排行榜,都名列自由國家。

國際記者組織(IFJ)日前也曾發布新聞稿,譴責馬政府近來對於媒體的諸多干預,擔心台灣的媒體自主將大受影響,強烈要求台灣政府停止這些有礙新聞自主的行徑。

野草莓運動邁向第十七天,昨天收到來自美國國際NGO團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對台灣政府調查警方暴力的呼籲,學生們深感振奮。

自由之家是一個非政府、獨立的組織,支持自由民主於全世界的散播,從一九七二年就持續觀察台灣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日前野草莓向國際寄出訴求,獲得國際回應,成功在國際上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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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野草莓的第一個夜晚
十一月九日在台中看完紀錄片影展
赫然發現台中的學運第一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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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月旦法學http://www.angle.com.tw/focus/focus267.asp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 (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該法名稱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上開規定之「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經修正為「非視覺功能障礙者」,並移列為第四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意旨相同),此專為保障視障者之工作權,使其免於受到明眼人競爭之社會性立法手段是否合憲,歷來已有不少學者提出批評,今大法官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即針對該條做出違憲解釋,認為其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第十五條工作權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三年時失其效力。

大法官首先指出,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以視障與否作為分類標準,使非視障者不得從事按摩業,目的係為保護視障者權益,惟該規定所追求之目的必須是重要公共利益,且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手段需非對其造成過度限制。依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後段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七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所揭櫫扶助弱勢之原則,因此,國家保障視障者工作權確實具備重要公共利益,此優惠性差別待遇之目的合乎憲法上述規定之意旨。但在手段檢驗上,由於社會環境的改變,按摩業就業與消費市場擴大,系爭規定對於欲從事按摩業之非視障者造成過度限制,且亦限制到同屬身心障礙者之非視障者。又,在視障者知識能力日漸提升,得選擇之職業種類日益增加下,系爭規定易使主管機關忽略視障者所具稟賦非僅侷限於從事按摩業,以致今日仍未能大幅改善視障者之社經地位,因此目的與手段間難謂具備實質關聯性而違背憲法第七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此外,系爭規定亦限制了非視障者之工作權,由於視障非為人力所得控制之生理狀態,故此屬對於非視障者之職業自由的客觀條件限制,應從嚴審查之。按該規定之意旨在保障視障者之就業機會,依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後段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七項之意旨,自屬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正當。但大法官指出,由於社會發展,按摩業的需求市場範圍擴大,而依相關規定(現行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理療按摩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按摩」之定義與界定範圍並不明確,導致執行標準不一,易使得非視障者從事類似相關工作及行業觸法之可能性大增;且其亦使有意投身專業按摩工作之非視障者須轉行或失業,無法形成多元競爭環境裨益消費者選擇,此與所欲保障視障者工作權而生之就業利益相較,並不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而牴觸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之保障。

理由書末指出,保障視障者之權益雖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但應由主管機關就適合視障者從事之職業予以訓練輔導、保留適當之就業機會,以及對按摩業與相關事務為妥善管理,兼顧視障者與非視障者、消費與供給者之權益,且注意弱勢保障與市場機制之均衡,故系爭規定違憲,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三年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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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建議】

1、李建良,經濟管制的平等思維─兼評大法官有關職業暨營業自由之
憲法解釋,政 大法學評論第2期。

2、李惠宗,我眼明,我也要按摩工作,月旦法學教室第17期。

3、廖元豪,美國「種族優惠性差別待遇」(Racial Affirmative Action)合憲
性之研究─ 兼論平等原則之真義 ,東吳法律學報第9卷2期。

4、廖元豪,實質平等,月旦法學教室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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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 2008 / Video / Color / 119' /
米洛斯拉夫.賈納 Miroslav JANEK / 帕費爾.柯特基 Pavel KOUTECKY /
2008 瑞士真實國際紀錄片影展

放映: 11/01 (六) 10:00

地點: 台中市文化局

放映: 11/08 (六) 10:00

地點: 國美館演講廳



捷克斯洛伐克於 1992 年解體,同兼多重身分的哈維爾(政治異議份子、絲絨革命領導人、劇作家、詩人)成了捷克共和國這個新國家的第一任總統。這樣的事情並不常發生,於是從第一天開始,他讓他的好友,本片導演柯特基記錄他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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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看的一部紀錄片
覺得很棒
不認識誰是Havel的朋友
請閱讀下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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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傳奇哈維爾 與李登輝惺惺相惜

2004/11/29 第453期
李登輝突破外交困境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時,發表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說,內容中有關台灣「寧靜革命」的看法,其實就是想要和哈維爾的「絲絨革命」相互輝映。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市中心,有一個聖瓦斯拉夫(SvVaclav / st. Wenceslas)廣場,正中央有一個聖瓦斯拉夫的銅像,這位瓦斯拉夫是捷克一千多年前的民族與宗教英雄,挺身對抗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如今已經成為捷克獨立與自由的精神象徵,也被視為捷克的「保護神」。捷克人說,好像老天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百年之後挺身而出推翻共黨專制統治,推動捷克進入民主文明的政治家,竟然也叫做瓦斯拉夫!

從牢犯到總統 保有藝術家赤子心

瓦斯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二○○三年二月二日才剛剛卸下十二年的捷克總統一職,很多人都認為,如果歐盟今天要選出一位「歐洲總統」的話,那麼,哈維爾應該是會受到全歐洲人的支持的。也有許多的捷克人說,這樣的國家竟然在今天出了這麼一個偉人,全世界都會很羨幕捷克。身兼作家、劇作家、民運分子和總統的哈維爾,他本身的遭遇就是一個現代世界的傳奇,美國前總統老布希說哈維爾是「從牢犯到總統」(From prison to presidency),搞政治竟然還可以保有藝術家的赤子良心,這在全世界真是一個奇蹟!

一九三六年,哈維爾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個富商家庭,十二歲之前享有優渥的生活與自由的學習環境。一九四八年,捷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哈維爾的家庭被打成「走資派」,從小享受的哈維爾被下放到工廠和實驗室去當學徒。從雲端跌到谷底的際遇,並沒有讓哈維爾向現實妥協,反而讓他生命中豐碩的文藝靈魂激發出來。也因為文藝細胞的關係,對於政治現狀的不滿,哈維爾開始注意到共產社會的荒謬性。只有小學學歷的哈維爾,青少年時代被政府強制徵兵,為了逃避過多的軍事訓練,哈維爾因為有劇院的工作經驗,熱烈的參加戲劇演出,反而激發出了他的編劇本能,成為小有名氣的政治荒謬劇劇作家。也因為與藝文界的密切接觸,他與許多的捷克文壇中間分子,如吉利格魯沙(Jiri Grusa)等人,一起組織激進的地下政治組織。

發表七七憲章 生命賭上政治運動

哈維爾的創作是融合在捷克當年的政治現況之中的,所寫的幾乎都是嘲諷社會與政治的諷刺劇,用簡陋的小舞台,幾個演員就可以演出,讓台下受壓迫的一般人民笑忘現實苦痛。有人統計過,共產黨統治捷克四十多年以來,全捷克只有二位劇作家沒有獲頒任何形式的勳章,其中一人就是哈維爾。有人笑說,獨裁政府和獨裁者最喜歡互相頒發一大堆名目的獎章,可以自我安慰,也可以儉省的攏絡人心,哈維爾從來不吃這一套,即使全捷克境內的劇作家都淪陷了也不為所動。但是,哈維爾事後回想也曾經笑著說,或許是因為他寫多了政治嘲諷鬧劇,上帝要懲罰他,「所以就讓我當了總統,陷入以往在劇本中被我嘲弄的現實裡面,無法自拔」!

創作的人生直到一九六七年的「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遭到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的坦克車部隊鎮壓,而產生質變。從這時候開始,哈維爾從原本一個藝術家以戲謔的方式嘲笑批判政治,變成以自己的生命賭上政治運動。一九七七年一月,哈維爾和同志一起發表震驚世界的「七七憲章」(Charter 77),發表之後,哈維爾成為七七憲章運動發言人之一。隨後就被拘留偵訊、搜索住屋,並且接受電子軟禁。「七七憲章」後來也導致捷克共黨政府對民主運動人士的大規模鎮壓。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捷克的民主運動終於來到了臨界點,當天一大群學生在布拉格市中心的聖瓦斯拉夫廣場旁邊,紀念一位當年在「布拉格之春」遭到蘇聯鎮壓時自焚抗議的年輕人。結果,捷克共黨政府一陣慌亂,鑒於中國天安門事件才剛剛結束不久,驚弓之鳥的共黨政府出動軍警強烈鎮壓,造成死傷,結果捷克人民群情激憤,運動的擴展超乎預料之外。當時的一位學生領袖說,運動是由學生帶頭起來的,但是後來的發展,「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之外!」一連串的群眾壓力,終於讓共黨政府低頭。

用作家哲學觀 管理複雜國家機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Czechoslovak Socialist Republic)聯邦國會,終於屈服推選出哈維爾擔任總統。剛剛上任的哈維爾,突然從民運分子變成國家機器的掌握者,有一點水土不服。整個政府體制都是屬於共產黨的,哈維爾必須想辦法將這個尷尬反轉過來。首先,他拒絕搬入捷克的共黨領導人官邸,「我覺得,要我進去這間由胡薩克(Gustav Husak,前捷克獨裁者,在布拉格之春後由蘇聯一手扶植起來)親自布置的房屋,倒不如把我殺了!」

很快的,哈維爾必須要任命自己的核心執政團隊,有趣的是,哈維爾身邊的親信全部都是文人作家與演員,他只好選擇這些朋友進入總統府一起幫他的忙。讓人很意外的是,不論是掌管情治機構、軍警特務、外交事務甚至體育交流的總統顧問,全部都是捷克反對運動的文人作家們,所以,外面的人可以看到,這一大批穿著T恤、牛仔褲,態度輕鬆自若且滿口哲學觀的文人,竟然在總統府內指揮著前共黨政府一手培養的軍警特務,而且絲毫沒有任何「忠誠、政變」的問題。捷克人民,眼見這樣讓人耳目一新的民主政府,更是喜上眉梢!

哈維爾執政之後,最喜歡突擊檢查公共場所,包括酒吧、舞廳、政府機關、軍營,他從來都不事先通知,就突然出現在某位公務人員的眼前,嚇人一跳。他喜歡用這樣的方式,來獲知捷克民間的真正實際情況,而不想透過幕僚層層轉手的各種輿情報告。哈維爾還說,他最怕的就是電視新聞的攝影機,他不喜歡鏡頭、最討厭作秀,他也不計較總統的形象,在媒體上面呈現出來的到底如何?可不可以加分?對於競選連任有沒有利?哈維爾從來不考慮這些東西,只靠著他作家的簡單哲學觀,管理複雜的國家機器。他不計較個人的名位與權力,最痛恨「媚俗」(Kitsch 德文,是捷克大文豪米蘭昆德拉所創的辭語),讓捷克人、甚至歐洲人,都對他如痴如醉。

民主的先行者 答應斯洛伐克獨立

掌握國家機器實權的哈維爾,在上任開始不久,就以他簡單的哲學統治觀念,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開始推行舉世稱道的「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會用「絲絨」這個字眼,是因為哈維爾推動的革命,「連一塊玻璃窗都沒有打破,異常的和平」所致。一九九五年,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突破外交困境,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了一篇「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說,內容中有關台灣「寧靜革命」的看法,其實就是想要和哈維爾的「絲絨革命」相互輝映。

「絲絨革命」帶給捷克完整的民主與日漸穩定的經濟景氣,但是卻也加深了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矛盾,兩個民族不管在血統、語言和政治概念上,都有很大的差異,當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勉強統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在「絲絨革命」之後因為經濟差異日漸加大,斯洛伐克人無法忍受捷克人的經濟優勢,獨立自主的聲音日漸強大。剛剛執政的哈維爾,基於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身分,總是不能答應這種分離獨立的訴求,但是哈維爾也沒有採取軍事或者外交政治鎮壓的手段對付斯洛伐克,反而讓獨立的聲音滋長。最後,在國內情勢日漸緊張的態勢之下,哈維爾不得不宣布答應斯洛伐克的獨立,並且自己主動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的職位。哈維爾在辭職宣言中還強調,這是他個人歷史中「最黑暗的一天」。

總統是哲學家 捷克人圓政治美夢

也因為哈維爾對斯洛伐克的同情,斯洛伐克在獨立之後,對捷克和哈維爾還是相當友善。後來捷克獨立成單一共和國,民眾還是選哈維爾當總統,而且連選二任,哈維爾的執政長達十二年。漸漸的,哲學家總統的美夢,竟然在捷克出現,這在古希臘文明中被視為終極完美政治狀態的夢想,數千年來都被人類文明所污染,但是捷克是一個國民平均素質極高的國家,儘管經濟狀況不佳,但是捷克的街頭幾乎滿街都是作家、詩人或者劇作家,演員、音樂家也滿街跑,李登輝在二○○○年十月以平民身分出訪捷克,在國家音樂廳欣賞「布拉格音樂之父」史麥塔那(Smetana)的「我的祖國」(Ma Vlast)交響曲,而感動流淚的情境,其實就是捷克國民素質的寫照。這樣的國家,有一個哲學家總統,讓全世界都羨慕不已。

二○○二年卸任之後,很多人都問哈維爾,他要如何在劇作家和總統二種截然不同的身分之中,求取平衡?哈維爾說,當一個劇作家,看到自己的劇本被演員和舞台設計,忠忠實實的呈現,完整表達自己最初的想法,這真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但是,當總統不能這樣,總統要面對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面貌,而且情勢一直在改變,我必須不斷的妥協,不能像在劇院一樣,因為不合自己的意思就發脾氣!」曾經導演過【飛躍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和【阿瑪迪斯】(Amadeus)的捷克裔大導演米洛斯福曼(Milos Forman)說,哈維爾二十多年前寫的一齣諷刺劇最後一句台詞,最足以形容他這個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工作的人,工作往往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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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平台─台灣沒有兒島惟謙
2008-11-02
中國時報
【李中志】
 當我很小的時候,我問爸爸什麼是司法獨立?他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史稱大津事件。
 沙皇太子尼古拉(日後的尼古拉二世)於一八九一年訪問日本。當時俄羅斯是歐陸強權,且其向遠東侵略的野心日益明顯。日本明治維新不久,國力尚弱,自認不足與俄國有任何衝突。於是日本政府誠惶誠恐的要招待這位未來的沙皇。尼古拉的船於長崎登陸。為了確保尼古拉的安全,長崎港內民船一律不準停泊,軍艦則高懸俄國國旗歡迎。雖然如此,民間對沙皇太子此行的真正目的卻了然於心,他是來探看日本虛實,全國不安氣氛可由此想像。
 某日尼古拉一行人來到滋賀縣的大津市,在大津的熱鬧市集時,巡佐津田三藏突然拔出武士刀朝尼古拉狂砍。雖然立刻被日本警察制伏,但尼古拉已身中數刀,送醫急救後雖無大礙,但其驚恐與受辱的感覺不難想像。俄羅斯當局要求日本必須嚴懲刺客,否則遣兵攻打日本。這下不得了,明治天皇親自登上尼古拉的軍艦道歉。問題是如何嚴懲刺客呢?以當時日本的法律,拿武士刀砍人,如果沒出人命,最多就是無期徒刑;除非行兇對象是日本皇族,依法才可處以極刑,而外國的皇族則視為一般人。俄羅斯當局不接受這樣解釋,要求將尼古拉比照日本皇族身分,以極刑伺候那位巡佐。
 當時的日本政府與外交單位一方面施壓司法單位,希望能照著俄國的意思判津田三藏死刑,另一方面也向法官道德勸說,希望他們往大處著想。但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卻認為法治國家必須完全遵守法律,沒有例外。日本外務大臣、法務大臣,內政大臣均問:連亡國滅種也不算例外?兒島惟謙回答,日本若因此而亡國,那就讓它亡國吧,至少世人將記得日本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最後法官依日本法律判津田三藏無期徒刑,俄國人雖暴跳如雷,卻不得不重新評估攻打日本的狠話。其實以未來沙皇之尊親往日本,目的是俄帝遣少主實地勘查其東進的可行性。經此一事件,日本人不打折扣的法治精神與民氣震撼了隨時準備「東進」的俄羅斯,也才發現全面維新後的日本已不是一個落伍的遠東國度,與其為敵必須有更萬全的準備。這樣的震撼教育讓日俄戰爭的爆發延後了近十五年。日本的現代化與法治精神逐漸受到西方的肯定,日本的司法權也因此事件而得到尊敬。
 在這個基礎上,歐美列強開始與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但對鄰近的中國則有不同的觀察,因尼古拉的勘查報告讓沙皇知道,中國東北的土地可以輕鬆落入俄羅斯的版圖。雖然中國在廿世紀帝國主義戰爭中站在對的一邊,但是是出於它的無能,不是出於它的道德。兩個甲子之後,中國人的法治觀念仍是個笑話。小至為了粉飾奧運任由毒奶流竄,大至對台灣主權的視若無睹。如果一個法治中規中矩的日本,在富強之後尚不能免於走上帝國主義之路,我們如何期待一個人治且情緒的中國能夠和平崛起?
 當我們仍為兒島惟謙堅持的司法精神與國格動容之時,卻可悲的發現,我們的檢察官迫不及待的,以驚人的速度與不成比例的刑度起訴王定宇。在張銘清跌倒案中,張銘清受的傷害豈有沙皇太子在大津事件中的萬分之一?我們既然求台灣的兒島惟謙而不可得,也許我們只好悲壯說,這樣的國,那就讓它亡了吧,最好世人也忘記台灣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因為它從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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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的政治發展,讓我心生恐懼與疑惑,難道我們是「透明國家」,看不到、摸不著,「只要我們知道自己是誰就好」的言論由兩千三百萬人共同決定(不管是否心甘情願)的總統說出,份外覺得傷感。

台灣的「櫃中」狀態雖非三言兩語可說明,也非歸咎某一政黨可解決,但當年由勇健老先生登輝總統在面對德國媒體時豁然「出櫃」的壯舉,也非偶然,得累積多少台灣人民的辛勤與打拼,日積月累、建立自信與他信,今日在短短幾個月,卻讓人有台灣「纖維化」的感覺,我書讀得不多,只覺得既有的政治語彙已無法精準描繪目前正在發生的事,也許性別政治與醫學病徵的基礎研究語彙可以協助我們了解台灣的發展。

「櫃中」狀態的衣櫃是指私密空間或隱匿藏身之處,在性別論述中常被用來描述一個人在異性戀霸權社會對其他多元性別主體不友善的環境中隱藏其性傾向的狀態,或對主流社會所不認同的性傾向保密。躲在櫃中,時常害怕別人發現自己是誰,時常探聽別人的意見來決定自己表態與否,這種心理煎熬台灣人十分熟悉,也因時常練習變得很擅長。因害怕自己不被接受,恐懼一旦走出櫃子將失去工作、家庭、朋友、或政治資格,也可能面對暴力威脅,於是日夜憂心,不敢表達異議、甘願扮演別人期待中的角色,只求平靜歹活。

近年性別教育平等法的通過施行,校園裡開始了性別教育風潮,政府也開始「性別主流化」的政策檢討,舉國上下全面檢視異性戀男性霸權所主導的壓抑的校園與公共環境與氛圍,希望倡導尊重多元性別主體、不分生理性別、性別特質、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人人都能沒有差別待遇的自由學習,得發展出最適合自己潛能的人生路徑。沒想到在性別環境開放,政治環境卻不斷緊縮,也許可以告訴別人自己是同志,但不能說是台灣人,警調侍候。自己知道是台灣人就可以了,但不能讓人看見目前仍代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旗。壓抑之後,要面對的可能是無來由的暴力、憂鬱與心傷。

馬先生心裏想什麼,越來越難探知了,當全國要進入櫃中狀態之際,我心中只有一絲哀愁,也許林懷民先生經營許久的「現代舞」會是台灣未來的希望,且讓全國人民不言、不語,盡情舞動仍然健在的四肢,隨著編舞者的精心安排、動人音樂,進入一個冥想的世界,那裏沒有聯合國、沒有政治表態、沒有軍事武裝、沒有國界、自然沒有國籍問題,是不是台灣人,有沒有尊嚴,都不是問題,你自己認為是誰,就可以做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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