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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二:中國時報 A22/時論廣場 2009/06/18 國共論壇:廢掉它或徹底改變它【王健壯】



  馬英九接黨主席後,國共論壇該存該廢?他的答覆是「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的意思就是:未來兩岸談判,國共論壇仍將扮演「形為二軌,實為一軌」的角色,仍將當個不受民主程序規範的「潛主角」。
  國共論壇是兩岸歷史偶發的階段性產物(11),也是兩黨對立半世紀後,「重建黨誼」的一個象徵性產物。當初設立時,國民黨仍是在野黨,手中並無公權力,兩黨在論壇中不管怎麼放言高論,都是兩黨家務事,即使涉及政策,也祇是兩黨的主觀期待,對政府政策並無規範功能(12)。
  但國民黨現在是執政黨,即使不兼政府公職的吳伯雄續任黨主席,馬政府都應以「階段性任務完成」的理由,來處理國共論壇的角色定位;更何況,馬英九比吳伯雄還多了一個總統身分,如果國共論壇存而不廢,未來兩岸談判的決策機制,勢必將愈趨私密化、兩黨化,有違民主政治透明化與責任政治的基本原則(13)。
  有人認為,兩岸溝通管道本來就不多,類似國共論壇這樣的橋梁媒介,應該多多益善,馬英九就持這種看法。但他們忘了,國共論壇的性質不同於其他民間論壇(14),其他民間論壇可以多到遍地開花也無妨,但國共論壇一「壇」獨大四年後,現在已到了不是廢掉,就是徹底轉型的時候。

  理由是什麼?其一,連戰帶頭的國共論壇,或許還可以用政黨交流來定位,但去年吳伯雄率隊召開的國共論壇,已有多位政府高層官員上桌談判,也因此讓國共平台首次具備了「準官方」的色彩。
  其二,國共平台既然已有「準官方」色彩,也確實扮演了兩岸兩會的前期談判角色,也就是說,在兩岸事務決策機制中,國共平台已變成了「體制內的角色」;但對這麼重要的一個體制內角色,立法院卻完全沒有監督權力,顯然不符責任政治的要求(15)。
  其三,中國政府的決策程序,到現在仍不是民主治理的模式,就像馬英九所說:「大陸仍是一黨領政,國共論壇的承諾對他們可能有拘束力」。但台灣有台灣的民主程序,如果為了遷就配合中國的決策模式而便宜行事,讓國共平台脫離於台灣的民主程序之外,這不但是自棄台灣民主價值於不顧,顯然也有違馬英九一向堅持的法治主義原則(16)。
  其四,台灣目前的兩岸事務決策,完全操諸府院少數決策者手中,陸委會與海基會事實上僅具有決策程序的形式性功能;如果準官方色彩的國共論壇仍然繼續扮演「政黨先行」的角色,海、陸兩會的功能地位,可預見將更趨虛位化、邊緣化(17)。
  其五,兩岸現階段雖然刻意迴避以國家協商的模式來處理兩岸談判,但兩岸政策既是馬政府的上位政策,又攸關台灣未來如此重大,談判的決策權當然不該長期被國共兩黨所壟斷。馬英九如果真想讓兩岸政策變成台灣未來的「正面因素」,他即刻該做的,應該是重建一套決策機制,把立法院與反對黨納入,讓這兩個本來就是體制內的角色,能真正發揮監督功能(18)。
  其六,台灣每次參加國共論壇的人,除了國民黨高幹外,就是財團企業老闆,這些大老闆藉國共平台之便,跟對岸高官建立溝通管道,中國政府也透過這樣的管道,不時以示惠的方式拉攏他們;但這種互動是否有不為外人所知的密室交易存在?財團企業老闆是否會在馬政府的兩岸決策機制中,變成企業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壓力團體?(19)馬英九都必須加以正視處理,不能任其伴隨國共論壇,寖假而成為影響台灣的潛在負面因素。
  馬英九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兩岸這一年,把緊張與對立化解了」,這是事實;但台灣內部,尤其朝野間,這一年來卻因為兩岸政策增加了緊張與對立,也是事實;馬英九不能祇承認此事實,而否認彼事實,尤其更不能以「反對黨不管做什麼都反對」的理由,來簡化甚至醜化許多人對他兩岸政策的疑慮。
  消除疑慮有很多方法,馬英九既是總統又將兼執政黨主席,可為能為之事甚多,但他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處理國共論壇的問題(20);這件事不做,其他都是空談。
  (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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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一:中國時報 A10/時論廣場 2008/11/19 《社會探索》從野百合到野草莓【林萬億】


  一九九○年三月十六到二十二日為期一周的野百合學運,震撼了當時的台灣社會,迫使政府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及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全面改選(2),結束萬年國會,促成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加速。
  十八年後的十一月六日,一群大學生發起野草莓學運,是否能夠帶給台灣新的一波政治民主化的推進,是各界關切的。當年,我躬逢其盛。這次,我也連署支持,並前去關心。
  野百合當時的四項訴求是: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及政經改革時間表。野草莓的三項訴求是:總統與行政院長道歉、國安局長與警政署長下台、修改集會遊行法(3)。時代背景不同,訴求也有別。野草莓的倡議者與支持者有部分是當年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似乎有台灣大學生自主政治與社會參與代代相傳的那麼一點跡象。
  當年三月十六日九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出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三月學運揭開序幕。於是,更多的學生、教師加入,人數高達五六千人。

  而野草莓學運起因於中國海協會(4)會長陳雲林來台訪問,政府以高規格接待,警方恣意驅離表達不同意見的民眾,抗爭群眾與警察發生激烈衝突,時序彷彿回到一九八八的農民流血抗爭。
  看不下去的大學教師與大學生,就這樣前往行政院抗議,被驅離後轉進到自由廣場靜坐。才會有要求總統與行政院長道歉、國安局長與警政署長下台的兩項訴求。又因為抗爭學生被以集會遊行法強制驅離行政院門口,而有修改集會遊行法的訴求。
  現行集會遊行必須於六日前向當地警察機關提出申請核准始得為之。這對相對權力資源弱勢的一方,如勞工、弱勢團體等相當不利,只要權力資源掌控的一方如政府、資本家等利用集會遊行法的技術阻擾抗爭,弱勢者就失去利用社會行動作為爭取權力與資源的舞台,而抗爭正是弱勢者賴以追求社會正義的有效管道(5)。因此,集會遊行法改為報備制是必要的(6)。而擔心暴力、交通、垃圾、噪音等社會成本,可用其他法律來裁罰,不宜藉此犧牲攸關人民權益的行動機會。強者必須時時考慮到弱者的處境,才是社會和諧的根本。
  至於,陳雲林來訪引發的流血抗爭的主事者,不管是黑道,或是政治人物都該譴責。但是,執政者忽略人民對國家主權淪喪的疑慮,因政府的步步退讓而加深,政府明知人民對處理兩岸關係的信任不足,對中國毒奶粉事件的怨氣未消,被中國外交打壓的氣憤未平,在此種社會氛圍下,何需急於讓陳雲林來台?
  相信包括台獨支持者在內也不敢完全排除去思考如何面對中國的崛起(7),與中國領導人及其代表的接觸是不能避免的,只是如何?何時?何地?為何?由誰來談?這些課題攸關國家主權、國際視聽、人民信心的嚴重課題,怎可草率地定義為實現馬總統的政見這麼技術性的層次(8)?及早找反對黨溝通一下,開放讓社會各界大鳴大放,這也是國家治理的一環,有什麼不可以嗎?
  自許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府,怎麼可以明知人民有怨,卻任其自行尋找出口發洩呢?這不是政府設陷阱讓人民來跳?即使其中有若干暴力發生,政府也難咎其責,只指責發起抗爭者的不是,是不夠的。政府的反省必須跟進,這才是療傷止痛,整合社會必須的作為。據此,總統與行政院長說幾句公道話,又有什麼難的呢?但絕不該是撐兩天就過去了的傲慢回應。
  當然,如果要比靜坐人數,野草莓遠不如野百合。網路、媒體已改變了社會,不必太去計較人數(9)。有評論者說那是民進黨的場子,也未免太瞧不起學生。即使連署支持者國民黨的少,甚至沒有?就不需要對學生合理的要求做回應嗎?總統與行政院長都當過教授,我們要這樣來教導學生嗎?
  就歷史的角度言,大學生關心國家、參與社會的精神(10),即使是沒有成就偉大的事業,也無須遺憾。大學生是永遠需要流傳著這樣的血液,勇於表達對國家、社會的關心,及對不公不義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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