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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秋高氣爽的日子

很懷念三年前坐巴士由東京前往京都賞楓的日子

希望有機會再度前往

鹿港也是另外一種感覺

祝大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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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A10/時論廣場 2008/12/14
憲政主義的下一篇章

【蔡季廷】
  兩岸三通協議即將生效,但對台灣人民來說,政治爭論不會隨協議生效而停止。國民黨認為總統大選的結果,是人民要政府與中國發展更密切的經濟關係;民進黨則認為,大選結果不等於人民不再關切主權維持的議題。筆者以為,三通後有關經濟發展與主權維持兩者間的關係,若持續無力又沒有交集的對話,對憲政主義會有更大的威脅。
  關於憲政主義,筆者簡單將它定義為:公民得以不同民主法定程序與政府共同制定政策及法律,並就其正當性持續辯證,以加強公民對民主政治共同體認的理性實踐行為。因此,從依法行政、民主選舉、權利保護、到不同程度的司法審查,都是憲政主義的一環。有關兩岸政策,不論是台灣人民的認知或國家制度的特性,都把中國當做一個特殊類別。當然,中國對我們的利益有重大影響,自然應納入特殊考量。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政府得以法律對兩岸事務做特別規定,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制定,就是實現此一特殊考量的制度。但創設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後,卻鮮少考察此特殊類別的相關憲政實踐。
  民國八十年第一次憲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因應戡亂時期終止,建立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憲法依據。因此,在有關人民權利義務的事務上,正視台灣與中國存在兩個不同的法律制度。直到八十八年,大法官第一次有機會在釋字四七五號對增修條文十一條作解釋。該解釋說,卅八年之前的歷史債券,立法院可基於情勢變更,在國家統一前,做出暫不需要處理的決定。同年,釋字四九七號解釋認為,行政機關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在國家統一前,可基於相關立法授權條款,對大陸人民入境做特殊規範。九十二年釋字五五八號解釋,大法官一面重申有關兩岸事務的處理,得因國家安全以法律為特別規定;另方面,大法官強調戡亂結束後,國家法律應逐步恢復到正常法治原則。
  大法官的解釋,大致有三個趨勢。第一,在兩岸事務的處理上,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相對寬鬆。從上述三個解釋可知,不管是概括的立法授權,或細節的法律規定,大法官都給予高度尊重。第二,兩岸事務的高度政治性質,民主原則乃是主要的解釋依歸。儘管,大法官對法律密度要求不高,但兩岸事務的處理,至少是經過民選的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共同形塑的決策。這也意謂大法官在兩岸關係的案件上,如有涉及權利保護的解釋,審查的標準會也比較寬鬆。第三,釋字五五八號解釋,有別於四七五與四九七號解釋,不再強調兩岸關係條例的特殊性來自國家尚未統一,而是在平衡考量國家安全與法治原則的落實。
  由此可知,增修條文十一條已從單純兩岸關係的特殊法源,變成政府與人民,應持續審議兩岸相關政策及法制正當性的特殊要求。回到憲政主義來說,大法官的解釋提醒我們,不能忘記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多數決是最根本的正當性要求。今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人民相當程度表達了要與中國進一步交流的意願,兩大黨絕對有理性討論相關議題的義務。大法官解釋進一步提醒我們,既然多數決程序只是最基本要求,自然沒有排除其他種類的監督程序。因此,立法院至少應在程序上負擔起更多的責任。立法院當初在兩岸關係條例中規定,三通協議簽訂後,應先經立法院同意,就是一種具體的責任承擔。而三通後,我們應進一步思考,還有什麼重大協議,必須經過審慎的討論,以訂定多元化的監督程序。
  如果不是陳雲林的來訪,或許集會遊行法在未來幾年都不會修正。而三通擴大後的經濟交流,究竟對台灣的政治權力會帶來什麼好壞處還不清楚,這都有賴政府與人民確實的反思。過去六十年的武力威脅告訴我們,憲政主義可以學習與威脅共存。但若兩大黨持續無交集對話,真正的威脅將會是我們自己。(作者為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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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遊行法要如何修正?

 
摘錄自http://www.angle.com.tw/focus/focus282.asp

近年來兩岸交流頻繁,對於學術風氣推動著實有所助益,然而模糊的兩岸關係,卻也受到部分民眾的質疑。於日前,有民眾對大陸官方代表來台訪問不滿,而發生大大小小的抗爭,使得社會秩序受到衝擊,而警方執法的尺度也遭到懷疑。也因此,集會遊行法修正的問題再度的浮上檯面。
我國集會遊行法自一九八八年制定迄今已經二十餘年,原名為「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並以「原則性許可制」作為集會遊行的主要管制方式。對於許可制是否合憲,許多學者紛紛對此表示意見,直至一九九八年司法院大法官經憲法法庭辯論後,做出釋字第四四五號確認我國集會遊行法規定準則性許可制合憲後,學界的爭議才暫時劃下休止符。

然在集會遊行法實際的運作上,卻還是有著相當大的爭議。尤其歷經政黨輪替後,各主管機關及政府首長在執法尺度有所不同,令倡議團體難以適從。民間團體於二○○六年組成「集遊惡法修法聯盟」,著手草擬集會遊行法之修正草案,並委由時任賴幸媛立委提案並送交一讀,但於二○○八年一月因屆期不連續而視為撤回。

惟第七屆立委上任後,朱鳳芝立委承繼民間版本繼續提案。於諸多衝突事件後,該草案方開始受到重視。遍觀民間版本,主張較為激進,除修正為自願報備制之外,尚廢除禁制區、解散命令及刑事處罰,方得保障弱勢團體發聲之機會。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為表慎重,亦邀請專家學者與民間團體代表召開公聽會。與會專家學者意見雖然分歧,但對於將集會遊行之管制方法修改為報備制,普遍存在共識,但詳細的報備制施行方式及禁制區、刑事處罰之部分,則尚須討論。此外,尚有民間團體認為集會遊行不應以專法管制,故應廢除集會遊行法,回歸一般道路交通管理法制。

而行政院長於遍觀民意走向後,亦裁示內政部草擬行政院版之草案,而亦於日前完成。行政院版集會遊行法草案亦將集會遊行之申報方式改為報備制、亦刪除禁制區、刑事處罰之規定。但行政院版之報備制係屬「強制報備」,應報備未報備者可處以罰鍰,並將對特定區域採以「安全範圍」之劃定,且增加罰鍰之事由,故有招致換湯不換藥之批評。
大法官在釋字第四四五號指出,「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可知集會遊行權在憲法上的重要性。然集會遊行法第一條亦強調社會秩序之維護,其中之輕重與先後次序應如何取捨,立法者應善用其智慧,做出最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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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第六五四號

摘錄自http://www.angle.com.tw/focus/focus289.asp 


日前大法官作出釋字第六五四號宣告羈押法第二三條第三項關於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予以監聽、錄音規定,及同法第二八條使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的規定,牴觸憲法第十六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均應自二○○九年五月一日起失其效力。

本案源起於聲請人因案被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並且檢察官命令於聲請人與辯護人接見時,全程錄音。聲請人認為所方全程監聽、錄音行為侵害其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經向法院聲明異議而遭裁定駁回確定後,聲請人乃以上開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羈押法第二三條第三項、第二八條及看守所組織通則第一條第二項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

在解釋文中,大法官分別針對羈押法第二三條第三項、第二八條及看守所組織通則第一條第二項作出解釋。

一、羈押法第二三條第三項與第二八條

大法官認為憲法上訴訟權的保障包括被告受辯護人協助的權利,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到憲法之保障,雖非不得加以限制,但必須符合憲法第二三條比例原則的規定。然而羈押法第二三條第三項的規定使受羈押人與辯護人接見時,看守所得不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皆予以監聽、錄音,對受羈押人與辯護人充分自由溝通權利限制已經逾越必要的程度,違反憲法第二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不符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另外同法第二八條的規定,使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在此範圍內也妨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牴觸憲法保障訴訟權之規定。

二、看守所組織通則

大法官認為關於羈押的執行,依刑事訴訟法第一○三條規定.於偵查中仍依檢察官之指揮,審判中則依審判長或受命法官之指揮。因此看守所組織通則第一條第二項規定:「關於看守所羈押被告事項,並受所在地地方法院及其檢察署之督導。」只是機關內部之行政督導,非屬執行監聽、錄音之授權規定,不生是否違憲之問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因目前實務上被羈押被告是否予以監聽、錄音,仍是採取二分模式,所以大法官特別提到,如法律就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自由溝通權利予以限制者,應規定由法院決定並有相應之司法救濟途徑,並且指出相關法律規定應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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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人禍?災害防救法與緊急命令

摘錄自http://www.angle.com.tw/focus/focus313.asp




今年八月襲擊台灣的莫拉克颱風,在事前無法完全預料路徑與降雨量的情形下重創南台灣,造成我國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水災。許多南部村落道路對外斷絕、橋樑斷裂,甚至因為超大的豪雨造成土石流、山崩,造成了滅村的慘劇。

面對此種可以被稱為是國難的情形,除了政府開始大動作進行救災之外,民間團體也開始用自己的力量協助救災。然而此次災害超乎預期,若要有效的進行救災,勢必需要通力合作與整併資源。十年前同樣重創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政府為了加緊救災,便動用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之緊急命令,暫時凍結部分法律於受災地區之適用,並直接由中央主動指揮救災。然而該次緊急命令係為修憲之後首次發布,在適用上及執行上都發生很大的疑義。大法官曾於釋字第五四三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憲法上緊急命令之發布,係國家處於緊急狀態,依現有法制不足以排除危難或應付重大變故之際,為維護國家存立,儘速恢復憲政秩序之目的,循合憲程序所採取之必要性措施。故憲法就發布緊急命令之要件、程序及監督機制定有明確規範,以避免國家機關濫用權力,期以保障人民權益,並維護自由民主基本秩序。」進而認為緊急命令雖可暫時凍結法律適用,但仍須受到立法院的監督,而不令權力分立原則遭受破壞。

九二一地震後,政府制定災害防救法,並於二○○八年進行最新一次修正,將前述的緊急命令法制化。全法共五十二條,除中央政府成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外,並要求內政部應設置消防及災害防救署,並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負責擬定災害防救計畫。此外,該法同時規定三大面向:預防災害、災害發生後的搶救、災後重建等情形,並以地方政府作為執行中心,災後的重建則可由其會同民間企業、團體處理災害防救事宜,而中央扮演支援的角色。由上簡介可知,該法制定之內容已較九二一緊急命令之內容更加詳細,若執行得宜應可處理大部分的災害。然學者亦指出,該法之立意及內容雖良善,然而與美國相比,美國於一九七四年所通過的災害救助法(The Disaster Relief Act of 1974)之規範密度均高於我國;且將負責機關提高,由聯邦負責主導災害防救,與我國由地方執行、中央督導並不相同;而救助人民的方式,美國除與我國相同以現金為之外,尚有法律或心理諮詢、食物券等不同救助手段,處理不同問題。

面對國家之重大災害,民眾心中多半相當難受,惟最重要者還是全體一致的合作,方能夠早一步解決此一問題,早日讓災民得以走出痛苦,並能夠迎接美好的未來,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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