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10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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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關於輕判性侵幼童案所引發的民怨雖然得到司法院的回應,但其回應內容令人失望,絲毫並未觸及法官輕判的最關鍵預設,亦即關於幼兒意願和「合意」與否的問題。

 引發民怨的重點因此並不在法條,而在於這些法官的法學素養和思考方式令人瞠目結舌。什麼叫做女童說「不要」但無法證明她「真的不要」?一個女人,不管她三歲或三十歲,當她說「不要」就表示「不要」,為什麼還需要證明?一定要她強力反抗被毒打一頓或是受重傷,才能證明她「真的不要」嗎?我覺得最痛心的是,這種經常被用來對性侵害受害者進行第二次凌遲與侵害的邏輯與言詞,這一次居然是由我們的法官,用在六歲和三歲的小女孩身上。

 這種推論當中的悖論是一個悲劇。當我們宣稱要保護兒童,對她處處設限的時候,假設她沒有充分的行為和判斷能力。當她受到傷害,真的需要我們保護的時候,法官卻在字字斟酌她和那個傷害她的罪犯之間是否有「合意」的關係!我們的孩子,在這些只懂得背條文的盲目法官面前,受到了再次的侵犯與傷害。

 「無法證明女童意願」?這些辭彙實在太可怕。在那些施行所謂伊斯蘭傳統律法的國家,比如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女人被強暴往往甚至無法起訴,因為女人的證詞只有男人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這等於說她必須找證人「證明」她是真的被強暴,而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結果被強暴的女人往往是以「通姦」被起訴。沒想到,台灣的幼童在受到身邊大人侵害的時候,居然也面臨到如此類似的處境,「無法證明意願」而被說是「合意性交」。

 這就是我們的法官,我感到憤怒而痛心。這幾次輕判性侵幼童者的事件暴露了一個可怕的事實,責怪受害者的邏輯不僅發生在成年女性被強暴的情況當中,連在最需要我們保護的幼童身上也是如此。這是值得我們信賴的法院和法官嗎?我想問的是,究竟是誰和那些性侵罪犯有「合意」了?是女人嗎?是孩子嗎?還是那些傾向責怪受害者、認為女人和孩子說「不要」就是「要」、認為受害者必須「證明」自己並非自願的法匠?

 (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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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對於性侵兒童案例的判決被視為「輕判」,從而引起某些團體的抗議。但是如果對判決理由沒有正反俱陳的深入辯論,只能鼓動民粹的情感反應,無利於公眾理性討論。

 目前討論這些案例時都強調幼兒的「意願」表達,似乎致力維護幼兒的主體性。然而未成年者的意願和主體性一向被選擇性地理解,例如未成年「自願」與他人發生性關係時,其意願的有效性通常不被承認。因此「意願」應該不適合作為此類案件的核心。而對性事懵懂無知的幼兒其實缺乏性自主能力與意識,遭受性侵時因此並非侵害其性自主,就其犯罪性質和後果而言,比較接近偷竊,而非搶劫。所謂「輕判」也有其成立的理由。

 或說,性侵對年幼兒童會造成比成人還大的傷害,然而這不一定成立。這些身心傷害若同時存在便會彼此強化,否則個別傷害就只有單一影響。法律上無行為能力的年幼兒童談不上法律上的自主人格傷害,驚嚇類傷害對於非常年幼的兒童是短暫與淺層的,但是半大不小的兒童因為缺乏理性控制,反而有可能影響較大,可是這類情感傷害在法律考量中並非壓倒性的嚴重。社會的性觀念反而會強化兒時的傷害,使兒時傷害復甦。

 所謂要求重刑,其實是為了平息旁觀者的義憤,而不見得符合兒童實質受傷害的程度。但是越是以重刑懲罰性侵幼兒,就反而越會強化那些兒時遭到性侵者的傷害,因為這些加碼的情感更建構了兒時性侵的嚴重性。可是,我們真的要將性侵的嚴重性建構為無限巨大擴張嗎?

 這樣說來,社會的性觀念與旁觀者的情感也應該被反省。例如,許多被稱為陰陽人的幼兒就是因為社會截然二元的性別區分觀念和旁觀者的性別焦慮,在未能自主的幼時就被動了手術,往往造成終生性快感的喪失,這樣的傷害卻很少被提及。這種雙重標準提醒我們,不能照單全收目前關於兒童與性的簡單義憤情感話語。

 加重刑期是否真能保護兒童?還是加深兒童危險,或者使得重判更難達成?保護兒童不應建立在簡單的報復正義之上,即使為了滿足公眾義憤,刑期修法仍必須建立在合理基礎上。(作者為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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